在我国版图上有这样的一块地方，它位于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省区之交，是一片草肥水美的大平原。地图上把那里叫“白城子”，当地叫它“岗上”或“西大岗”。因那里曾多次发生鼠疫，当地人纷纷搬迁和逃走，天长日久，那里竟成了一块方圆几百公里不见人烟的蛮荒之地。我国首次关于生物战剂（鼠疫）的深入研究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鼠疫是种烈性传染病。只要被这个恶魔缠住，就很难逃生，即使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就是它拉开了人类生物战的序幕。二战以来，英、美、日本等国都是把鼠疫杆菌作为生物战的主选战剂之一。
据文献统计：人类死于流行性鼠疫的人数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全球性鼠疫大流行发生过三次，死亡人数过亿，不少城镇灭绝。
研究发现，鼠疫流行主要是老鼠身上寄生有带鼠疫菌的蚤。一个地方当鼠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或当鼠身上的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先在鼠间流行鼠疫，继而再传到人间。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它的潜伏期平均3～5天，最短24小时，最长9天。起病急，一般无前期症状，突发恶寒、战栗，体温上升到39℃以上并有头昏、头疼、呕吐，迅速烦燥不安、意识模糊、步态蹒跚，轻者引起淋巴肿大、肺充血水肿，重则暴亡。
据有关资料记载：100多年前，白城子就是鼠疫流行区。1910年那里由鼠间鼠疫导致传染为人间鼠疫，使附近地域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有的一家一户，倒地气绝。那时，由于反动统治，不但缺医少药，而且也没办法治疗，当然，就更谈不上预防了，只能任其流行。在1899年至1948年的49年间，与那方水土相邻的九个市县因鼠疫流行而感染的患者有5560名，其中死亡者达4437名。因此，长期以来那块水草丰美的塞外绿野，变成了人见人怕的死亡地带，那曾经牛羊成群的一方宝地，呈现出了荒凉萧杀的凄惨景象。
与其相反，那片草原成了老鼠的乐园。由于多年没有开发利用，无边的原野上生长着不少野山杏等，很适宜各种动物繁衍生息。黄羊成群结队，野兔、老鼠随处可见，而鼠类的密度更是神秘王国中的动物之最。后来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专家们从大量的采样和现场观察，发现草原上的鼠类有十几种，有擅长腾越的跳鼠、掘洞能手鼹鼠、两只大眼贼溜溜的黄鼠，还有行迹诡秘的田鼠、硕鼠等等。在如此众多的鼠类大家族中，携带鼠疫菌的主要是黄鼠。黄鼠又是草原的优势种群，生命力极强，一年可繁育三次，一次可生好几只。当地人有句俗话：
“一公加一母，三年二百五。”
意思是一对黄鼠三年就能繁殖250只。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都积极采取了防治措施。可是，每年散在疫情均有发生。1954年这里又爆发了一次人间鼠疫。附近的五个县、十个村屯染上鼠疫者总共51人，死亡15人。
当时，我国的防生物战研究家们早已注意到了白城子这块特殊的地域。那里没有敌投，却常发生鼠疫，一旦敌人再给那里投放了鼠疫，则如同冬天在大兴安林里放了一把火，轻者在当地流行，重者可能迅速向全国蔓延。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只是对那方水土密切关注着，暂时还来不及采取措施。
1955年秋天，中央军委准备在那里建筑我国的常规武器实验场时，卫生部考虑到那里的疫情一时难以根除，加之建场要调集大批人员，人员流动又会使疫情得到蔓延，如此循环不已，后果非常可怕。因此，卫生部于1955年6月13日和29日两次发文，不同意在白城子北大岗建设靶场。
后来，虽然还是在白城子建了靶场，但是灭鼠问题也成了当时建场的四大任务之一。
场编制序列里出现了一个全军部队中从来没有的单位：场防疫检验所。
1956年3月20日至4月5日，白城子地区动员26601名民工负责1250平方公里面积的灭鼠。内蒙古兴安盟动员250名民工负责500平方公里的灭鼠。驻军出动463人负责240平方公里面积的灭鼠。像这样有计划、有组织的灭鼠，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不多见。
1957年，再次对1155平方公里的区域实施地毯式的投药灭鼠。
两次灭鼠耗资30万元，然而，黄鼠仅灭掉了1／3，并且，很快又开始大幅度回升。
老鼠并不那么简单。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开始向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求援。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迅速组成了以著名防生物战专家柳支英教授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前往白城子地区。
一个一个灭鼠大王听说场领导已到北京求援时，以为中央会像王尚荣部长说的那样，派大部队来灭鼠，派飞机来撒药。可是，没有想到接来了10来个文弱书生。
“这么几个人，行吗？”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头。他们看到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先是在几间房子里摆弄了几天随身带来的瓶瓶罐罐、仪表仪器，然后坐着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转悠开了。
又过了几天，他们看到这伙人拿着鼠笼早出晚归的，抓住黄鼠不往死弄，还带回来好吃好喝地养着，黄鼠爱吃什么就给吃什么，爱喝什么就给喝什么，有事没事地就站在鼠笼跟前看。这不是闹着玩吗？
再后来，他们又看到这伙人拿麻药把黄鼠弄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树枝把身上的跳蚤敲下来，再用小镊子一个一个数，最后又拿到那些仪器下面看。
这样能灭鼠吗？再说，这灭老鼠与抓跳蚤有啥关系？
靶场人的猜测有些地方不对，有些地方却对了。比如说，这灭鼠和抓跳蚤确实关系不大。他们哪里知道，这伙被场领导请来灭鼠的人实际上是在灭鼠的同时干“私活”：研究鼠疫。多年之后，当年的参与者之一蔡关元研究员回忆说：
“真正来研究灭鼠的只有邓址等两三个人，其他的都是研究防生物战的、研究鼠疫的。我们先是在柳支英教授的指导下从黄鼠身上查清了蚤的种类，最后从一种叫松江蚤的身上分离出了鼠疫菌。后来我们就把重点转移到了鼠和鼠的关系、鼠和蚤的关系、鼠疫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等研究方向上去了。”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防生物战专家们在白城子连续工作了三年。
这三年中，在灭鼠方面，他们通过观察黄鼠的食性，解决了扑捉和饲养黄鼠的方法，选出了更好的诱饵；通过测定药剂的毒力，淘汰了当时依靠前苏联进口的亚砒酸玉米毒饵，选出了更好的毒剂，从而配制成了“一0八0葵花籽毒饵”，并结合当地军民的经验，提出了合理化建议，迅速扭转了局面。推广新方法的结果，大大节约了劳力和费用，显著提高了灭鼠效果。黄鼠的密度由原来的每1万平方米1．47只降到了每10万平方米不超过3只的国家对疫源地规定的鼠类标准。
摘自《“ABC防御”纪事》张磊郑博肖思科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